借牌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成汽车业发展阻碍

借牌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成汽车业发展阻碍

通过限牌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已经成为中国汽车市场必须面对的现实。　　2012年7月10日，《广州市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试行办法》和《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式公示，自7月10日至29日向社会征集意见。根据公开内容，广州市在为期一年试行期间，将向社会提供12万张车牌。在提供方式上，广州市混合了上海的拍牌措施和北京的摇号措施，比例各占一半。“在具体的增量配额指标中，个人将占88%，单位占12%”。这再次引发争论。　　其实，早在2012年6月30日晚上，当广州市决定自翌日零时计划实行限牌治堵措施时，各方对此的反应已经此起彼伏。至此，广州成为全国第四个对车辆牌照实行限制的城市。　　北上广以及其他城市的交通拥堵，早已蜚声华夏。为此，上海开全国之先河，对车辆牌照实行拍卖，至今已有18年的历史。在2012年，被誉为“最贵铁皮”的上海车牌，果然不负重望，拍牌的价格屡创新高。这引发了社会不满，在政府的干预下，2012年6月，上海车牌的平均中标价为5.82万元，相比上一月份下降了6140元。　　不过，干预措施能持续多久是一个问题。实际的需求量依然在增加，每月上路的车辆在增加，道路的拥堵状况也在随之增加。在交通拥堵与车牌供应量以及车牌价格之间，政府没有给出平衡点。所以，上海的二手车牌仍在6万元以上。部分消费者期望能把车牌拍卖视为有效的投资，与其他投资相比，上海车牌的投资回报率更诱人。　　不断上涨的车牌价格，为政府累计了丰厚的收入。2012年2月，上海律师斯伟江诉上海市政府‘私车牌照拍卖法律依据’案，以斯伟江的败诉收场。此案带来的反思远超案件本身。无论如何，至今为止，上海车牌拍卖仍在继续。　　与上海采取车牌拍卖政策不同，北京于2010年12月23日实行摇号政策。2011年上牌总数为24万台，平均每月2万台，其中个人指标占88%。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中签率之难一时成为社会的调侃对象。由于政策本身存在漏洞，各种不满之声此起彼伏。　　与广州一样，北京在摇号政策发布之时，出现了通宵购车的胜景。如是，很多经销商都说，一个晚上的销量比平时一个月的销量都大。就在经销商与消费者猜想广州会采取怎样的限牌政策时，北京与上海的折中模式出台了。　　一直以来，北上广都是整车销售的主要市场。这些限牌政策的出台，给整车制造商与经销商都来巨大的压力。面对这样的状况，“学会在压力下生存”成为部分整车制造商与经销商的共识。　　与整个社会而言，北上广的动作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2011年7月，贵阳成为又一个出台限牌政策的城市。于是，谁会成为下一个限牌城市，也在一时之间成为社会话题。可以肯定的是，广州不会是最后一个。随着机动车辆的增加，城市交通会越来越拥挤，治堵必然成为社会议题。　　限牌已经成为事实，如何保证普通的消费者能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车牌，同样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北京执行摇号政策的过程中，车牌倒卖成为灰色地带。上海车牌拍卖的收益，以怎样的方式支出，迄今答案模糊。广州折中了两者的措施，它能否解决已经存在的质疑，值得关注。凡事都讲中国特色，不知道在治堵上，中国特色能否成为与日本、韩国、美国等的治堵措施相媲美。　　各地治堵措施的出台，给中国汽车行业提出了问题。　　根据各整车制造商公开的数据，到2015年各整车制造商的产能将会达到4800万辆左右。届时，如果各整车制造商能生产4800万辆汽车，那么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当年全球汽车产量的60%。现在，中国各整车制造商的产量在1800万辆至2000万辆之间。退而次之，即便各整车制造商不能完全达产，那么按照现在的增速，中国汽车的产能也会达到2000万辆至2500万辆之间。 如何在城市治堵与规划达产之间找到平衡点，需要各整车制造商给出答案。　　北上广三个较大的城市，各自都有整车制造商集团。维护这些整车制造商的利益，即是政府在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之间在多大程度上，为税收与限产达到平衡，同样需要智慧。　　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拥有一辆汽车逐渐成为生活的必须。只是，围绕每一辆驶入家庭的汽车，已经产生了足够多的必须的成本支出。面对诸多的支出，消费者完全没有拒绝的理由。在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拥有了一辆汽车之后，他们基本也就被这辆车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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