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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城管与小贩目前是新型“猫鼠关系”

原标题：专家：城管与小贩目前是新型“猫鼠关系”

佛山禅城“V行动”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宣传和志愿服务，呼吁各界市民参与“V行动”，共同参与城市管理。记者 卢奕诚 摄

本期“城市管理大家谈”，记者特约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澎和南京市玄武区城管队员、“城管执法之家”论坛创办人赵阳为读者深入盘点和解析城市管理的症结和出路。

专家认为，城市管理首先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敢于将部分工作向社会放权，政府要拿捏好管理和服务的度，让“为人民管理城市”、“人民城市人民管”的城市管理理念深入人心。

城管如何避免被妖魔化？

加强队伍建设提升自身素质

南方日报：随着个别城管暴力执法事件被媒体曝光，城管形象逐渐被妖魔化。城管工作为什么问题不断？

汪玉凯：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到现在已有上亿农民工涌入城市，却没有城市户籍，造成城市管理的很多难题。而城市管理人员若按城市人口来配置的话是完全不够的，这就导致了很多没有编制的临时工上岗。在我看来，这是导致城管执法矛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赵阳：城管被妖魔化很大程度是城管尴尬的社会处境所致。公众之所以不理解，对城管这么反感，还是因为是城管工作量大，涉及面广，很多时候只要有一点的负面东西就会很快传播。

彭澎：政府公信力有所缺失，社会舆论普遍偏向弱势群体，导致城管在执法过程当中不是畏手畏脚就是暴力执法，而小贩的反应不是暴力抗法就是兜圈子，双方的关系总是处于“你进我退，恶性循环”。

南方日报：城管该如何为自己正名？

汪玉凯：想要改变，先要规范城管执法队伍，完善自身素质，通过严格的准入流程，再接受系统的培训再上岗。同时，政府还要最大限度地避免与民争利的情况出现。

赵阳：城管的自身管理很重要。城管人员素质虽然在逐步提高，但总体素质与其他执法部门相比仍有差距。近年来也招了大量高学历工作人员，但新人适应城管执法还是需要经过一定的实践。

我建议城管人员以从工商、公安等执法部门选调为主，不仅人员熟悉执法业务，也对提高队伍管理水平和部门地位、对城管部门今后的长远发展有益。

彭澎：参与城管执法工作的城管协管员、辅警、交通协管员，要设置高于一般合同工的进入门槛和待遇。无论是岗前还是在岗，要及时为城管人员提供执法知识方面的培训，加强指引和规范。

如何化解城管小贩矛盾？

严格执法与灵活变通结合

南方日报：不少人在思考城管和小贩之间的关系为何会走上如此对立的两面？

彭澎：目前城管与小贩是新型“猫鼠关系”。从城管方面看，他们担负着维护城市秩序、保证市民安全的责任，“文明城市”“卫生城市”“文明大都市”等帽子一层一层压下来，依赖于城管去执行。但小贩处于社会底层，很大一部分是无收入和低收入人群，他们大多就业能力差，社会保障程度低，只能依靠摆摊讨生活。还有一些人本身有工作，但生活压力大，只能赚些外快糊口。这些人群饱受舆论同情。

城管和小贩，本来应该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是一种长期共存的关系。现在城管与小贩这种异化的关系，城管就成了百姓眼中的“强盗”。

汪玉凯：城管的劳动值得尊重，但老百姓总是对他们滥用公共权力，为实现执法目的而不注意方法深表痛恨。但实际情况中，城管执法中只有为数很小一部分人会出现问题。除了城市管理中使用素质不到位的临时工现象，小贩的过激反应，也是造成城管与小贩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城管执法对象有相当一部分人一旦商品被没收，生活就会陷入非常困顿的局面。无证摊贩虽未经政府许可，仍依靠劳动所得，受此重罚，矛盾容易爆发也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城管是城市管理的执法人员，执法过程中不和谐的关系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所执行的法律及监管没有跟上。

赵阳：社会已经将城管与小贩捆绑在一起，同悲同喜，命运相连。比如，小贩工作起来披星戴月，城管何尝不是如此？小贩摆摊是为了吃饭，城管收小贩的摊子不也是为了保住饭碗？但说到怎样对付小贩，我想不出还有哪个部门比城管更专业。很多时候城管执法时只采取“堵”，并没有想办法“疏”。

南方日报：如何化解两者的矛盾冲突？

汪玉凯：以立法形式加强城管执法规范，是理顺城市管理者与商贩之间基本关系的前提。目前市场准入门槛过高、税收过重等原因使一些群众不得不自谋职业，变成城市中的底层。如果政府对这些自谋职业者进行过多的管制，不给他们生存经营空间，势必会使社会矛盾激化。

针对这一局面，首先保证商贩的生存空间，进行管理模式的改革；其次，要明确规范城管执法的权责，执法时都应该有严格的流程与制度规范。

赵阳：城市能够接纳的摊点数量是有限的，城市管理复杂，城管严格“依法”执法难免僵化，有所变通又有随意执法之嫌。应该像一些城市那样，为小贩设置疏导摊点，明确规定小贩的“摆摊权”，例如摆摊路段、时段和办理手续，及摊点规划、公示、监督等具体规定。

彭澎：根治小贩问题，关键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人口由偏远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大量集中，才是解决城管与小贩之间“猫鼠共存”的根本途径。

城管是不是管得太宽？

任务重人员少的矛盾突出

南方日报：有人说，城管理职能过大、责任过大，管得太多，当然就管不好。以广州为例，广州城管执法部门的职能在20多年间从7项增加到如今的321项。城管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汪玉凯：法律地位不明确使城管的法定职责及履职范围没有明确规定，城管在执法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相应依据。没有足够的执法依据，谈何“管得多”或是“管得少”。

赵阳：目前各地城管拥有的执法权力各不相同，但普遍拥有多到数不清的执法权力。舆论普遍呼吁要对城管“减负”，我建议要立法明确规范城管职权，明确哪些职权适宜赋予城管，哪些职权应当交由别的执法部门承担。由其他相关执法部门集中而来的城管职权，并没有工商、公安、环保等执法部门的规范。城管自身定位不明确、不规范，怎么能管理好协管员队伍。

彭澎：执法任务重与执法人员少的矛盾，成为城管执法队伍中的突出问题。据了解，在城市管理中，根据现行的规定，一些管理任务在实际运作中导致当事人违法成本低，现有处罚力度不够，执法多为驱赶式执法，导致治理的效果不佳。同时，执法部门间协调难也是执法困境。城市管理工作面广量大，需要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实现综合执法。对流动摊点的整治，工商、城管、卫生、公安等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都负有一定的管制责任。

城市管理如何迎接挑战？

城管“内病”需社会“外治”

南方日报：近年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可是城管体制却仍在探索中前行。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城市管理未来应该如何迎接挑战？

汪玉凯：城市管理首先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敢于将部分工作向社会放权，政府不能只被动地当“守夜人”，但干预也不可过度。该政府管的必须管到位，但能够让社会发挥作用的领域应该放权，这才是执政中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赵阳：“生病”需要治疗，现在有不少“药方”，比如城管警察化、取消城管等，起码在现阶段似乎都不现实。我认为，城管的“病”靠城管自身治不好，“内病”须“外治”。

尤其对小贩问题要疏导，就业渠道要拓宽，社会保障要完善，让小贩尤其是农村进城人口有更多就业选择，可以极大缓解城管执法压力。政府应尽快落实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尽快为城市管理立法，重点要明确城管部门的定位和职责，让“为人民管理城市”、“人民城市人民管”的城市管理理念深入人心。

彭澎：就管理小贩而言，放权市场即给小贩提供社会共建的行业协会，的确是创新举措，但是并不具有根治效力，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社会强制力。例如针对广州层出不穷的“跳桥秀”，可以组织义工巡逻，对发现可能跳桥的行为进行举报。(总策划 莫高义 张东明 王垂林 策划统筹 姜玉龙 郑佳欣 黄少宏 南方日报记者 郑佳欣 实习生 田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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